曾受召回事件影响巨大的广东玩具,近两个月在圣诞节订单的拉动下出口反弹强劲。仅10月份,广东对美国与欧盟国家的玩具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了20.9%与51.3%。欧盟委员会负责消费者保护事务的官员在上周强调,消费者在选购圣诞玩具等商品时对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无需回避。
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的话来说,“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但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而在原本相当菲薄的工资中,又有多少在为无数出口转内销的OEM(代工厂)产品买单?而在这场“顺差在中国,利润在国外”的交换中,我们留下的利润就算不是负数,恐怕也无“35美分”可谈。
全球化常常与比较优势相关,廉价的劳动力曾经支撑了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但比较优势的最大软肋就是逃不掉“衬衣换飞机”的委屈、逃不掉被选择被取代的厄运。一旦受到标准壁垒、汇率变动、退税政策等冲击,一旦稍微提高员工待遇,曾经的“世界工厂”立刻会被更廉价的选项踢出局。而无论是东南亚国家加工厂的咄咄进逼,还是近日义乌玩具价格略涨(5%)后流失了近10%的订单,都在说明一件事,比较优势比较被动,且比较短命。
有一篇名为“中国企业开始长征”的文章,描绘了大量企业从待遇过低而导致民工荒的发达地区转移,向经济落后地区推进。身为“国际民工”的企业正企图在广阔的国内再次应用比较优势的游戏,类似于换着腿单腿立。虽然转移在短期内避免了高成本的提升风险(建立品牌、投资研发、舍弃微利而没有进步价值的加工生意),却终有一天避无可避。
因为,微利而巨量的生产最终会导致生产这一切的工人根本无力为这些产品乃至其他产品掏钱,内需的疲软导致更加寄希望于外单,自无议价能力可言,探底的利润再导致收入可怜、消费削减,从此进入恶性循环。
谁拿走了我们的玩具,这是个问题。新年来临我们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玩具加工厂的工人女儿问她的妈妈:“为什么不给我买那些玩具?”母亲答:“那些玩具太贵了,妈妈的工资太少了。”女儿问:“为什么工资那么少?”母亲答:“因为做的玩具太多了。”